1973 年 10 月，埃及与叙利亚同时对以色列发起进攻。战争结束时，双方损失的坦克与火炮总数，超过了当时美国驻欧陆军（US Army, Europe）全部的坦克与火炮库存。对一支刚刚从越南抽身、正在重建自身的军队来说，这个数字比任何一份威胁评估都更有说服力。

美军从中读出的第一件事，是杀伤力的量级变了。1976 年版 FM 100-5《Operations》在第二章直接写道：「1973 年的中东战争很可能预示了现代战斗的性质」，并指出交战双方「在不到两周内蒙受了接近 50% 的毁灭性损失」。手册还用一个对比说明火控技术的跃迁：在 1500 米上对静止坦克射击，二战时期的美军中型坦克要打 13 发才有五成命中概率，而 1970 年代中期的美军中型坦克一发就能达到同样的概率。请注意手册讲的是命中概率而不是必中——但即便如此，暴露时间与伤亡之间的换算关系已经彻底改变。

第二件事，是反坦克导弹（ATGM / Anti-Tank Guided Missile）改变了步兵与装甲的关系。研究这场战争的美军军官注意到，携带萨格尔（Sagger，苏制 9M14）导弹的埃及步兵之所以能大量击毁以军坦克，并不是因为导弹本身无法对抗：真正的原因是以军坦克「看不见对手，身边也没有伴随的步兵、炮兵支援，更没有对付这类目标所需的高爆弹」。而当以军改用地形掩蔽、并让步兵与炮兵伴随坦克行动之后，他们重新打开了突破口。这个结论后来变成 1976 年手册的骨架：坦克仍然是地面战斗的决定性武器，但坦克只有在合成兵种（combined arms）编组里才能活下来。

第三件事，是时间。如果一场战争的头几天就能消耗掉一个国家的全部装甲库存，那么战前储备与开战后动员之间的关系就颠倒了：来不及重建的军队，也就来不及打第二仗。1976 年版手册因此写下了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判断——「我们下一场战争的第一仗很可能就是它的最后一仗」，以及那条随之而来的命令：「美国陆军首先必须准备好打赢下一场战争的第一仗」。

这三点落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制度与政治框架里。制度上，德普伊（William E. DePuy）于 1973 年 7 月 1 日就任新设立的训练与条令司令部（TRADOC）首任司令，把训练、战斗发展与条令编写合并到一个司令部之下。德普伊 1944 年 6 月 7 日随第 90 步兵师在诺曼底登陆，整个欧洲战事都在这个战绩平平、屡遭重创的师里度过，1945 年以 25 岁之龄当上营长——赫伯特认为，他后来全部的战术思想都建立在这段经历上。资源上，国家战略要求陆军应付「一个半战争」，而预算实际只支撑得起一场。政治上，最硬的一条约束来自西德：北约的前沿防御要求把国境线附近就顶住，德普伊为此与西德陆军建立了极其紧密的条令对话。

于是问题被定义成了这样一句话：一支数量处于劣势、被要求在边境线附近就顶住、并且承受不起大规模消耗的军队，如何在现代火力条件下不被第一波打穿。1976 年版 FM 100-5 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1976 年 7 月 1 日签发的 FM 100-5 是一本刻意反学院气的手册。它用迷彩图案封面以示与过去决裂，通篇讲「怎么打」（how to fight），并且做了一件此前的手册很少做的事：先写条令，再据此推动编制与装备。手册的写作与当时正在研制的坦克、步兵战车、攻击直升机与夜视器材是绑在一起的。（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时间差：手册虽然署 7 月，但 TRADOC 直到 1976 年 12 月才把它分发到全军。）

它的核心命题只有一句：美国陆军必须准备好「以少战多，并且取胜」（fight outnumbered and win）。围绕这句话，手册给出的战术处方非常具体，而且今天读起来依然扎实：利用掩蔽（cover）与隐蔽（concealment）、以压制（suppression）换取机动自由、靠分队之间的协同（teamwork）而不是单件装备的性能取胜。

防御被写成了一道算术题。手册的原话是：由于掩蔽隐蔽、地形加固与先敌开火等优势，「防御方应当能够击败战斗力约为其三倍的进攻方」；而「进攻方在决定点上应当争取至少六比一的战斗力比」。手册同时提醒这两个比例「并不固定，只是对需求的一个现实近似」。这两个数字合在一起，就把防御者的任务定义成了：不必处处强，只要在敌人真正的主攻方向上，把局部力量比压回到三比一以内。

实现这个目标的机制，是「用机动代替预备队」。手册把防御描述成一场争夺时间的赛跑——赛的是「探明敌方主攻方向」与「把战斗力集中到那个方向上」谁更快。为此，前沿掩护部队（covering force）被赋予一个非常清楚的首要任务：「以足够的力量与顽强程度作战，迫使敌人暴露其主攻的规模与方向，并为防御部队在主攻正面完成集中争取时间。」手册另一处把掩护部队地域的任务列为四条：迫使敌暴露主攻的强度、位置与大致方向；欺骗敌人或阻止其判明我方部署；剥夺敌方防空伞；为主力争取时间。一旦军长或师长判明了敌方集中的地域，他「必须迅速行动」；手册直接点明了失败的后果：「进攻方正在寻求决定性优势，一旦他取得，他就赢了。」

为了让这种集中成为可能，兵力被尽量向前配置，几乎不保留传统意义上的战役预备队——预备队的功能由「从其他地段横向抽调」来承担。这是整套方案里最大胆、也最脆弱的一步。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Air-Land Battle」这个词组第一次出现，就在 1976 年版手册里——它是第 8 章的标题。但据赫伯特的研究，当时这一章「只描述了陆军与空军就共同利益领域商定的联合程序，例如空域管理、空运保障、空中侦察与电子战」，并不是后来那套作战理论。这一章里还有一句在军种关系史上分量很重的话，手册用斜体印出：「陆军无法在没有空军的情况下赢得地面战斗。」

把这些放在一起看，1976 年版手册并不是一份「静态挨打」的文件。恰恰相反，它要求的横向机动强度非常高。问题出在别的地方。

1976 年版手册出版后不到一年，公开批评就开始了。1977 年 3 月，后来成为防务改革运动（Defense Reform Movement）代表人物的威廉·林德（William S. Lind）在陆军自己的专业期刊《Military Review》上发表《Some Doctrinal Ques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rmy》；同一期还刊出了 Dan G. Loomis 对这本手册的评论。这打开了闸门，随后是数年之久的军内外辩论。批评可以归纳成几条，彼此是有因果关系的。

第一条，也是最致命的一条：这套防御在结构上是反应式的。它的全部效力都建立在「先侦知敌方主攻，再横向集中」这个顺序上，也就是说，交战的时间、地点与节奏统统由进攻方决定，防御方只负责正确地作出反应。而一旦判断错了，或者判断对了但来不及移动，整个体系就没有第二次机会。

这里必须补一个中文资料几乎从不提的关键情况：这套防御所依赖的敌情图像，本身是美方的一份威胁模板。1976 年版手册写的是「苏军条令要求在 10 至 12 公里正面上梯次配置多达六个师，例如三个梯队各两个师，这会把 20 至 25 个营、多达 600 辆坦克摆在最前面的梯队里」。可是从 1977 年起，西方分析者开始注意到苏军转向宽正面进攻、以「战役机动集群」（OMG）钻隙深入的做法。如果对手根本不在一条窄正面上堆出一个可识别的主攻，那么「先判明、再横向集中」这个前提就直接落空了。换句话说，积极防御被削弱，一半是因为它自身的结构，一半是因为它赖以成立的敌情假设变了。

第二条：时间尺度太短。手册回答的是「第一仗」，可苏军的进攻方案本来就是梯次的。批评者的问题因此非常尖锐：就算你赢下了第一仗，第二梯队明天到达时你拿什么去打？手册对此基本没有回答。斯塔里后来把「忽视苏军第二梯队」列为积极防御最大的弱点之一。

第三条：战争的中间层级是空的。手册有战略背景，有大量战术处方，但在两者之间缺少一个把若干场战斗组织成一个有目的的整体的层级。没有这个层级，「打赢一仗」和「达成战略目的」之间就没有桥。

第四条：对情报与机动的要求接近理想化。横向抽调兵力这件事，必须在对方炮火准备与空中打击已经展开之后、在被压制的道路网上完成。

第五条是文化上的：手册把胜利大量地表述为对敌方兵力的物理毁伤，读起来像一本武器技术说明书。赫伯特指出，TRADOC 当时的思路是「以少战多」意味着让己方每件武器换到比敌方更多的战果，德普伊本人强调「要坚持战场上的算术」——对一支刚刚在一场以消耗与伤亡数字为衡量标准的战争中受挫的军队来说，这种气质本身就难以获得认同。

关于这本手册为什么被取代，研究者之间存在分歧，教材有必要点明。赫伯特在《Leavenworth Papers》第 16 号里的判断偏向条令内部：这本手册是「德普伊将军和他麾下几位将军的个人工程」，它在陆军内部引发的争论「迅速导致了它自身被取代，而这既不是德普伊也不是他的助手们所预见或希望的」；同时赫伯特强调另一面——正是这本手册开启了战后美军的条令复兴，它所激起的批评直接催生了取代它的那套东西。而 1991 年一篇指挥与参谋学院的硕士论文（Jeffrey W. Long）给出的解释更偏组织政治：1976 年版是外部压力（技术、战略、预算）强加的产物，与陆军自身的组织偏好相冲突，里根时代资源转宽后，陆军才得以回到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这两种解释并不完全互斥，但强调的因果重心不同，读者不宜只取其一。

无论采哪种解释，有一点是共同的：1976 年版 FM 100-5 把问题提得足够清楚、答案给得足够具体，以至于整支军队可以围绕它认真吵上好几年。这在条令史上并不常见。

推动转向的关键人物是唐·斯塔里（Donn A. Starry）。他在 1970 年代中期担任驻德第 V 军军长，在真实地形上实地检验过 1976 年版条令；1977 年春他被任命为 TRADOC 第二任司令，接替德普伊，把军长任内的观察带进了条令编写。

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把问题重新定义了一次。1976 年版问的是「怎么守住这条线」；斯塔里那一代人改问的是「怎么让敌人的整个进攻体系失去连贯性」。这个转变听起来抽象，但它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后果：作战对象不再只是正在与你交火的部队。

支撑这个转变的观察是：不同层级的指挥官，实际上活在不同的时间尺度里。斯塔里给出的量化标准非常具体——在中欧，盟军军长「一般应当掌握并跟踪那些大约在 72 小时之内有能力介入本军战斗的敌军」，而在中欧地形上，72 小时大致对应至多约 150 公里。他特别强调：起决定作用的是时间而不是距离，因为真正要紧的是敌人「闭合」到你面前所需的时间。这就是「延伸战场」的核心：把尚未投入交火的敌军，纳入本级当下的决策。

这套想法先以《Extending the Battlefield》（《Military Review》1981 年 3 月）一文公开发表，斯塔里自陈该文脱胎于他的系列简报，而它的思想来源包括他担任军长时的观察、对以色列战场的走访，以及一项关于核武器纵深打击目标选择的研究——正是后者让他相信，常规弹药的投送与引信精度已经能够达成过去只有核武器才能达成的目标效果。JSTARS 与 ATACMS 的需求也由此写出。

1982 年 8 月 20 日出版的新版 FM 100-5 把这套想法写成了条令，并给它起名「空地一体战」（AirLand Battle）。执笔者是莱文沃思的几位中校——Huba Wass de Czege、Don Holder、Richard Hart Sinnreich、Richmond Henriques。手册对这套条令的表述是：「基于本条令的作战是非线性的战斗，以火力与机动攻击敌军的整个纵深。它们要求所有可用军事力量为一个单一目标而协调行动。」

围绕「纵深战斗」（deep battle），1982 年版给出了三个动词和一个补充：纵深战斗应当「迟滞、扰乱或摧毁敌方未投入的部队，并孤立其已投入的部队，以便将其歼灭」。这句话值得逐字读——「未投入」与「已投入」被明确分开处理，前者用纵深手段延缓与打乱，后者用近战手段隔断与歼灭。

同样重要的是目标选择标准。手册的原话是：「当最初的打击落在其丧失将削弱敌方行动连贯性的关键部队与地域上，而不是仅仅落在敌方前导编队上时，效果最好。」这一条把「纵深打击」和「打得更远」区分开了：判断一个目标值不值得打，标准不是它离你多远，也不是它多大，而是打掉它之后敌人的计划会不会散架。

手册同时明确警告不要把纵深战斗当成一个独立的战场：「纵深战斗与近战紧密相连。所有相关的武器、部队与侦察监视手段都必须服务于指挥官的总体目标。」也就是说，纵深打击的成功标准不是它自己毁伤了多少，而是它有没有为近战创造出可以利用的时间窗口。

这就把 1976 年版留下的两个空洞同时补上了：主动权回到了防御方手里（因为你可以选择在什么时候、对哪一支还没参战的部队下手），第二梯队也终于有了归属（它是纵深战斗的对象，而不是「下一场仗的事」）。

1982 年版 FM 100-5 在第二章给出了一句提纲挈领的话：「现代战场上的成功，将取决于空地一体战条令的基本原则：主动、纵深、敏捷与同步。」1986 年 5 月 5 日出版的修订版沿用了同样这四项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把作战设计的部分写得更完整。

四项原则在 1982 年版里的表述都很短，但每一句都针对一种具体的失败方式。主动（Initiative）：「主动意味着在一切作战行动中都保持进攻精神。」注意它说的是「一切作战行动」——包括防御。这一条是直接冲着积极防御的反应式病根去的。纵深（Depth）：「纵深……指的是时间、距离与资源。」把时间与资源和距离并列，是为了防止把纵深误读成「打得远」。敏捷（Agility）：「敏捷要求灵活的编组，以及思维敏捷、灵活、能够比敌人行动更快的指挥员。」这一条把敏捷定义成了相对量——不是你快，而是你比对方快。同步（Synchronization）：「经过同步的作战行动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但同步的含义不止于协调一致的行动。」

必须指出，这四条不是一份可以逐项打勾的清单，它们之间存在真实的张力。同步要求提前规划与统一的努力方向，而敏捷要求下级能够在计划失效时自行调整；纵深越大，情报周期与协调链条就越长，敏捷就越难维持。条令的难点从来不是背下这四个词，而是在具体一仗里把它们配平。（需要说明：「四者互相制衡」是本教材为教学而作的归纳，手册本身并没有把它们写成一组需要权衡的变量。）

这一版更深远的改变，是把战役层级（operational level of war）写进了美军条令。1982 年版承认三个战争层级，并给出定义：「战役层级的战争运用可用的军事资源，在一个战区之内达成战略目标。最简单地说，它是大兵团作战的理论。」1986 年版则是美军用语中第一次由陆军基石手册正式定义「作战术」（operational art）：「运用军事力量，通过战役与大型作战行动的设计、组织与实施，在战区或作战地区内达成战略目标。」

这里有两个中文资料常常弄反的因果关系，需要分别点明。

第一，战役层级不是斯塔里带进来的。按 Long 的研究，1982 年版的第一稿根本没有提及战争层级，斯塔里本人当时投票倾向于不写；他在 1982 年版出版前就离任了，是继任的 Glenn K. Otis 站到了主张写入的一方，最终由 Wass de Czege 把战争层级的讨论补进手册。把「战役层级回归」直接算在斯塔里或空地一体战头上，与这份记载不符。

第二，战役层级不是美国人的发明。美国陆军军事史中心出版的《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f the Operational Art》记录得很清楚：早在 1922 年前后，苏联人就已经在用一个他们称为「operational art（作战术）」的概念填补战略与战术之间的「术语空白」。斯韦钦（A. A. Svechin）1926 年那句话至今仍是最简洁的表述——战术构成台阶，战役把这些台阶组装成跃进，战略指出道路。苏联理论家由此发展出的进攻思想是：尽可能同时地打击敌方防御的整个纵深，使其整个防御体系发生灾难性瓦解。美军在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重新研究了苏军与德军的军事学理，然后把这个层级引入了自己的条令。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空地一体战的价值，反而说明了条令发展的真实机制：它是在与对手和历史的对话中长出来的，不是凭空设计的。

最后一个容易被忽略、但对模拟社区最有用的部分，是指挥方式。1982 年版手册写道，任务式命令（mission orders）「只需覆盖三个要点」：第一，清楚说明指挥官的目标——他要什么被做到，以及他为什么要；第二，确立协调所必需的限制或控制手段；第三，说明可用的资源以及来自外部来源的支援。这三条几乎可以直接当作电台简令的模板。附带一个术语提醒：手册用的词是 mission orders，把它与德语 Auftragstaktik 或今天的 Mission Command 划等号是后来的研究与通俗写作建立的关联，三者的制度背景并不相同，教学时最好分开讲。

空地一体战是美国陆军的条令。北约作为一个多国联盟，需要一个自己的、能被十几个国家接受的版本。这就是 FOFA——后续梯队攻击（Follow-On Forces Attack）。它由盟军欧洲最高司令（SACEUR）伯纳德·罗杰斯（Bernard W. Rogers）提出，1984 年 11 月被北约正式采纳。

它要解决的问题，罗杰斯自己在 1984 年说得很直白：「盟军欧洲司令部当前的常规态势，没有为我们各国提供足够的威慑，并使核门槛处在一个令人不安的低水平上。」这句话是理解 FOFA 的钥匙：它首先是一个核战略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战术问题。如果北约的常规防线只能顶住几天，那么使用核武器的决定就会很早落到北约头上；而如果常规手段能够把华约的后续梯队打乱、让进攻在到达之前就失去节奏，那么被迫作出那个可怕决定的，就变成了华约。罗杰斯追求的正是这种责任倒置，他的原话是：「现在必须作出诉诸核武器这一可怕决定的，是华约而不是北约。」

手段是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战线后方纵深内的华约增援部队，为北约提供真正的纵深防御，而不只是一条被反复冲击的前沿。至于「多深」，当时的公开表述并不统一：斯塔里为军级战斗给出的量度是约 72 小时／中欧至多约 150 公里；同期关于新兴技术的讨论常以 FLOT 后方约 150 公里为门槛；也有更远的说法。本教材因此不给一个精确数字——深度带随手段、层级与各国立场而异，这本身就是当年争论的一部分。

无论取哪个深度，这在 1980 年代初都是一个技术上尚未成立的要求——你必须先能在几百公里外、在夜间、在移动状态下发现并跟踪装甲纵队，然后才谈得上打击。

填补这个缺口的是美国的技术项目。1978 年启动的「突击破袭者」（Assault Breaker）由 DARPA 主持，要回答的问题是：传感器、计算、通信、制导与弹药方面的进展，是否已经允许对坚固的移动目标实施纵深精确打击。部件试验从 1979 年开始，1981 年底完成了一次成功演示——整合移动目标雷达、地面与空射导弹以及子母弹，摧毁约 90 英里外的坦克。这个项目里的 PAVE MOVER 雷达后来成为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的基础。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中文资料里常见的混淆：FOFA 与空地一体战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北约的一个联盟任务概念，后者是美国陆军的作战条令。1984 年《Air Force Magazine》的说法是「FOFA 的源头既在美国的『突击破袭者』技术项目里，也在陆军用于打击敌后的 AirLand Battle 2000 条令里」——请注意它点的是 AirLand Battle 2000，那是 TRADOC 当时的一个长远概念，与 1982 年版手册里的 AirLand Battle 并非同一份文件。两者在思想上确实高度呼应（后来的回顾文章甚至说 1986 年版 FM 100-5 成了北约 FOFA 战略的核心），但它们的制定机构、约束条件与政治处境完全不同。

更值得点明的是一处实质性的学术分歧：Long 在 1991 年的研究中主张，FOFA 与北约的 ATP-35A 在性质上是「消耗—火力型」条令，只有在美国，军方领导层才得出「用常规火力摧毁敌第二梯队可以恢复指挥官的机动自由」这一结论。也就是说，同一套技术设想在大西洋两岸被赋予了不同的作战意义。他同时提醒：当时的「新兴技术」（emerging technology）并不是一项已被证明的能力，而是一项预测，而美方对它的热情几乎不因反复的进度延误而降温。

FOFA 的代价也主要出在这些不同上。它在技术、财政与联盟政治上都存在争议，争议大到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OTA）在 1987 年专门发布了一份完整的评估报告《New Technology for NATO: Implementing Follow-On Forces Attack》。这份报告的章节结构本身就是争论焦点的清单：苏联／华约地面部队对欧洲的威胁、攻击后续梯队的目标设定、可选的作战概念、苏联对 FOFA 的反制、欧洲盟国的看法、现有能力、侦察监视与目标截获技术、弹药与投射系统，以及把这些拼装成可用「系统包」的方案。一个技术概念需要被这样逐条拆开评估，本身就说明它远不是签个字就能落地的东西。

军种之间也有硬摩擦。纵深打击意味着陆军要在传统上属于空军的空间里指定目标，而空军的基本原则是空中力量必须集中使用、由战区一级统一调度。1984 年 5 月，美国陆军参谋长威克姆与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签署了后来被称为「31 项倡议」（31 Initiatives）的备忘录，内容涵盖要点防空、战斗搜救、联合目标清单、JSTARS 概念以及近距空中支援的协调等。这份文件缓和了摩擦，但没有取消那个根本矛盾：深远打击的目标，究竟由军级指挥官按自己的作战需要决定，还是由战区空中指挥官按全局效益决定。这个矛盾在 1991 年会再次浮出水面。

1991 年的海湾战争常被当成空地一体战的成功证明。这个说法不能算错，但它把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压扁了。要把它讲清楚，需要把「装备」「打法」「结果的成因」三件事分开。

装备与指挥控制这一层，确实是这套条令的直接产物。FOFA 那条技术线交出了成果：战争期间约 32 套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与 JSTARS 配合使用，指挥官第一次获得了一幅整合的、近实时的战场图像，而且这幅图像的保密处理足以让来自机密来源的信息被分享下去。就纵深发现与纵深打击的能力而言，1991 年确实是 1978 年那个问题的答案。

但打法这一层出现了偏差。空地一体战强调的是同步——空中、炮兵与地面机动在同一段时间窗口内共同作用于一个决定点。而 1991 年实际采用的是分阶段（phasing）：持续数周的空中战役先行，地面进攻在其后才发起，只用了约百小时。这两种时间结构不一样。同一时期的回顾还记录了一个更具体的摩擦：每一位军长都首先希望控制自己方向上的空中力量，这个协调问题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1984 年「31 项倡议」没能解决的那个矛盾，在实战中如期出现了。

最需要小心的是第三层：结果的成因。国际安全领域的经典研究——比德尔（Stephen Biddle）1996 年发表于《International Security》的《Victory Misunderstood》——把这个问题做得很透。他给出的基本事实是：不到六周里，79.5 万联军官兵击溃了一支数十万人的防御军队，而进攻方只损失了 240 人。这个「每三千人不到一人阵亡」的损失率，不到 1967 年六日战争或 1982 年贝卡谷地时以军损失率的十分之一，不到 1939—40 年德军闪击波兰、法国时损失率的二十分之一。

比德尔随后拆掉了「技术决定论」的解释。他指出，联军地面部队的技术水平差异很大，但损失差异并不大——两个海军陆战师主要使用 1960 年代的 M60A1，既无热成像、120 毫米炮与贫铀弹，也无复合装甲，坦克损失反而比装备 M1A1 的陆军部队还少。更直接的反证来自美军自己：在国家训练中心，装备（模拟）T-72 的假想敌部队与装备 M1A1 的陆军部队打了数百场，假想敌几乎总是赢。如果技术优势本身就能解释 1991 年，这两件事都不该发生。

比德尔将 1991 年的悬殊结果解释为训练与组织能力差距同新技术的交互作用。先进技术显著提高了阵地暴露、障碍不足、火力支援缺失和预警失效的代价。他所列伊军问题包括：阵地多为松沙护堤，防护能力有限；共和国卫队阵地缺少反坦克地雷、反坦克壕和铁丝网；炮兵支援不足；掩护部队没有及时向主防御阵地预警。这些是该研究对具体战场条件的判断，不宜扩展为对伊军整体能力的概括。

1991 年 2 月 26 日的 73 Easting 之战展示了这种交互作用。当天下午 4 时许，第 2 装甲骑兵团先导连在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上尉指挥下与伊军主阵地接触，以 9 辆 M1 和 12 辆 M3 在约 40 分钟内命中 37 辆 T-72 与 32 辆其他装甲车辆。邻近各连随后投入；到 5 时前后整顿时，三个骑兵连已突破共和国卫队一个旅的防御地域，并击退后续反冲击。整场交战伊军共损失 113 辆装甲车辆，美方损失 1 辆布雷德利和 1 名乘员；后一个数字对应三个骑兵连的整场交战，不是麦克马斯特一个连。比德尔特别指出，伊军进行了还击并发起反冲击；最终结果来自阵地暴露、突然接触与对手训练和技术优势的叠加，而不是单一因素。

所以，1991 年检验的是「一支高技能军队 × 新技术 × 对手的严重失误」这个组合，而不是空地一体战为之设计的那场战争。在中欧，对手会有第二、第三梯队，会有大量炮兵，会有经营多年的纵深工事，而且在开局阶段掌握着主动权。这不是要贬低 1991 年的成就，而是要点明：把一次胜利当作条令的普遍证明，恰恰是 1976 年那本手册犯过的错误——用一个特定条件下的结论去覆盖所有情况。对一个拟真模拟社区来说，这条教训比任何一条原则都更值钱：条令是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回答，脱离问题去背原则，就只剩下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