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insurgency）与常规战争的差别不在规模，而在重心的位置。常规战争里，双方的战斗力挂在建制部队和阵地上，摧毁它就能改变态势；叛乱方的战斗力主要挂在一套嵌进人口的地下政治组织上——征税、征粮、征人、传递情报、执行内部纪律。武装小队只是这套组织的执行末端。所以你可以连续赢下每一次接触，而对方的补充速度不变。Galula 在《阿尔及利亚绥靖》里就直说：游击队因为规模小、后勤需求小，非常难以捉摸；他们的人员损失能被立刻补上，靠消耗要很久才显出效果。

这个判断在文献里出现得比大多数人以为的早。美国海军陆战队 1940 年《小战争手册（Small Wars Manual, SWM）》第 1-1 节给「小战争」下的定义是：在行政当局授权下进行、把军事力量与外交压力结合起来、介入另一国内政或外交事务的行动，而该国政府「不稳定、不健全或不能令人满意」。注意这个定义里，军事力量只是两项手段之一。第 1-10 节说得更直接：小战争的动机不是物质摧毁，它通常是一项处理民众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工程。

由此推出的用兵原则与常规战争相反。SWM 1-16(c)：在常规作战中，军官只需力求用手上的兵力产生最大的物理效果；而在小战争中必须谨慎，目标不是用现有兵力发挥最大威力，而是「以最少的武力使用取得决定性结果，并由此把生命损失降到最低」——手册接着说，这正是研究对象国民众心理如此重要的原因。SWM 1-16(d)：常规战争靠培养对敌人的仇恨来鼓起勇气，而「在小战争中，宽容、同情与善意应当成为我们与广大民众之间关系的基调」。

但把《小战争手册》读成人道主义宣言是误读。同一章 SWM 1-15(d) 写道：在局势明显需要时延迟使用武力、犹豫是否承担使用武力的责任，「永远会被解读为软弱」，这种优柔会鼓励更多骚乱，最终逼出比一开始就采取的更严厉的措施；同一段也警告惩罚性措施与报复行动会杀伤无辜、会唤起对革命者的同情，还会腐蚀本方部队的纪律。手册要求的是判断力，不是克制本身。

六十六年后，美军 FM 3-24（2006）第 1-156 段把同一件事写成一句标题式的话：战术上的成功什么也保证不了。从未在战斗中击败你的叛乱者，仍然可以达成他的战略目的。

对玩家而言，这一节的用处是：进入任何一场 COIN 想定之前，先回答三个问题——对手的补充从哪里来（人、枪、钱、情报、庇护所）？我方的合法性由谁授予？这块地最后交还给谁？三个问题不回答，任何战术方案都只是在刷分。

马来亚紧急状态自 1948 年 6 月中旬起，到 1960 年 7 月 31 日结束（各来源对 6 月内逐日分阶段宣布的具体日期说法不一，本篇不作认定）。规模上，Karl Hack 依据英国国家档案馆材料给出的峰值（1951—52 年）是：4 万正规军、7 万以上警察、25 万以上自卫队（Home Guard），对面是 7,000—8,000 名武装叛乱者，外加被称为「民运（Min Yuen，Hack 译为 Mass Organisation）」的群众组织细胞——供给者、妇女、青年等，以及估计最多可达上百万的支持者与同情者。马来亚人口从 1948 年的不到 500 万增至 1956 年的 600 万，国土面积大致相当于英格兰；叛乱者中华人占比高达 95%。

这个比例值得记住：正规军对武装叛乱者约 5 比 1，但把警察和自卫队算进来就是 45 比 1 以上。COIN 的人力主要不是花在「打」上，而是花在「占住地方」上。

1948—49 年英方走了一段弯路。Hack 把它称作「压力与反恐怖」阶段：大规模扫荡、封锁搜查、成千上万人的拘留、示范性焚毁棚屋，以及 1949 年十六次依《紧急条例》17D 条进行的整村拘押行动。结果是把年轻人赶进了山里，叛乱者的人数和组织在 1948—49 年反而增长。Hack 特别提醒：1948 年的暴力是即时而直接的，1949 年则转成了「结构性暴力」——大规模拘留与遣返伤害的是人的长期生存机会。这一阶段确实阻止了叛乱者把居民区变成稳固基地，但代价很高。

转折点是 1950 年 Briggs 中将出任作战总监。Briggs 计划的关键不是「迁村」这一个动作，而是一整套人口与空间控制：把散居的华人 squatter 迁入有围栏、警察哨、并最终配备自卫队的定居点；把易受攻击的种植园工人宿舍就地「重组（regroupment）」集中；同时收紧粮食与物资流通。计划自 1950 年 6 月起大规模铺开，到 1951 年 12 月已有 40 万人以上被迁出。1950—53 年间共约 120 万人被集中进新定居点与重组区；这些定居点从 1952 年 5 月起被称为「新村（New Village）」，1952 年底住有 462,000 人，一年后超过 563,000 人。英国国家陆军博物馆的说法与之呼应：到 1951 年底已有逾 40 万人被迁入约 500 个新建村落，配有水源、住房、教育与医疗，但许多村子同时有岗楼与铁丝网。

第二个要点是：敌方的选择同样在起作用。马共在 1948 年 12 月与 1949 年 12 月两次调整战略都失败；1951 年 8—9 月陈平等人重新评估，发出后来所称的「1951 年十月决议」——主力退入深山开荒自给，部分转为小型武装工作队，缩减攻击、避免损害群众利益，转向渗透城镇、学校、工会与合法组织。Hack 判断这份决议主要是对迁村造成的补给困难与伤亡上升的被动反应。指令在 1952 年逐步传达，事件数先是试探性下降，1952 年 5 月起急剧下降，年底大部分类别的事件已降到峰值的一半。

而 Templer 是 1952 年 2 月才到任的——在高级专员 Gurney 于 1951 年 10 月 6 日遇袭身亡、原领导层几个月内几乎被全部换掉之后。也就是说，他接手的是一个战略主动权刚刚转手的局面。最后一层是政治：马来亚 1957 年 8 月独立，把叛乱者「反殖民解放」的叙事底座抽掉了，这不是任何军事措施能替代的。

「赢得民心（winning hearts and minds）」之所以与马来亚绑定，是因为 Templer 的一句话：答案不在于把更多士兵投进丛林，而在于马来亚人民的心与脑。原话后面还有一句常被略去的补充：这桩生意里开枪的那一面只占麻烦的 25%，另外 75% 在于让这个国家的人民站到我们这边。前半句被抽离语境后，变成一个近乎万能的口号：只要盖学校、修井、发米，民众就会站过来。

档案研究给出的图景复杂得多。Hack 的判断是：许多叛乱支持者从未真正被争取过来，即使在 1953—1958 年间大部分马共地方委员会被清除之后也是如此；他们只是接受了一个冷冰冰的算术——政府在变强，公共品的累积正在逐步超过迁村与持续管制造成的伤害，而自己的亲友面临的选择是投降接受改造、或者大概率死亡。Hack 因此强调：不能笼统地把这一时期说成「强制与控制」而非「赢得民心」，因为公共品的供给从 1950 年起就在缓慢但持续地累积；但也不能反过来把它读成怀柔奏效。「伤害」与「好处」始终处在一条光谱上，1950 年迁村之初农业产出暴跌、福利更多只存在于承诺里。

Hazelton 在《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42:1, Summer 2017, 80–113）提出「民心谬误」，强调精英交易与针对平民的强制措施。Hack 对这一解释提出异议，认为它把战事过早视为在 1949 年已经决定，并忽略了 1948、1949 与 1950—1952 年各阶段中强制、控制、结构性暴力和公共品供给的比例变化。「野蛮武力」与「暴力式国家建构」是该学术争论中的概念用语，不是本文对参战方的评价。

关于马来亚乃至更一般的反叛乱行动，公共品与政治合法性、精英交易和强制措施各自起多大作用，学界仍有实质分歧。本文所用资料能够呈现 Hack 对 Hazelton 的具体批评，但不包含 Hazelton 的完整回应，因此不把任何一方的解释写成定论。

跨案例的量化研究支持这种谨慎。RAND《Paths to Victory》比较了 1944 至 2010 年间全世界全部 71 场已结束的叛乱（剔除「逆历史潮流」的反殖民、反种族隔离类案例与一例结果不明的案例后，分析核心为 59 例），检验了 24 个 COIN 概念。其中三点对中文读者尤其有用：

第一，唯一获得「强烈反证」的概念是「碾碎他们（crush them）」——定义为不断升级的镇压加连坐惩罚。33 个采用该做法的政府方里有 23 个输掉了战争。

第二，「迁村安置（resettlement）」本身只得到「微弱支持」。马来亚的迁村之所以有效，靠的是它嵌在一整套控制—情报—公共品体系里，而不是搬家这个动作本身。

第三，也是最反直觉的一条：有形支持胜过民意支持。研究发现每一场政府方获胜的案例里，政府都实质性削减了叛乱者的「有形支持」（兵员、武器物资、经费、情报、庇护所）；在 14 例「政府切断了有形支持但叛乱者仍保有民意支持」的案例中，政府赢了 12 例；反过来，3 例「政府拥有多数民意但没能切断有形支持」的案例全部失败。研究还指出，三个概念在每一场政府方获胜的案例中都被实施，而没有任何一个失败者同时实施了这三条：削减有形支持、承诺与动机、灵活与适应性。

所以「民心」的正确读法不是讨好民众，而是改变民众「能不能、敢不敢、值不值得」继续供养叛乱者。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1954—1962）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行政真空。Galula 写道，阿尔及利亚被「严重地行政不足」，这一点解释了后来发生的很多事。1956 年 6 月的行政改革新设九个省（省的总数由三个增至十二个），全阿共划出 37 个专区（arrondissement）；为填补专区长官与民众之间的空白，最终建立了六百个 SAS（Sections Administratives Spécialisées，专门行政科），由新设的「阿尔及利亚事务军官团」派出军官担任，模板取自 1936 年前在摩洛哥运作过的「土著事务军官团」。Galula 指出这里有两个隐患：六百名新任 SAS 军官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专家；而且在军队提供起码的安全之前，他们根本无法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兵力算术。按 Galula 给出的表格，法军规模从 1954 年 11 月的 5 万，经 1955 年 5 月 10 万、9 月 14 万，到 1955 年 10 月约 20 万（此时从北约调来 3 个师，同时召回 7.5 万预备役、留用 10 万超期服役者）、11 月 23 万（再加 2 个北约师），1956 年 8 月达到峰值 40 万。而他算出的需求是：全阿尔及利亚约一千个 douar（乡）、每个平均十个村落，若每村落配一个排，静态部队就要 40 万人；机动预备队 5 万；保护六七千个要害点 7 万——合计 52 万，还不含勤务与海空军。差额只能由当地人补上，但当地人只有在获得安全之后才敢站队，而安全恰恰因为兵力不足而给不了。Galula 的原话是：我们显然陷在一个恶性循环里，只有战略能把我们从中解放出来。

quadrillage（网格）就是对这道算术题的回答。它起源于 1955 年 5 月在 Aurès 山区的实验：把地区按部落界线切成「绥靖区」，每区的负责军官修一座 bordj（要塞兼行政楼）作为锚点，用 180 人的本地辅助连队 goum 提供即时保护，办行政、收情报、搞民生工程，并逐步武装居民自卫；正规军则继续追踪武装队伍。到 1955 年底，叛乱者在 Aurès 已丢掉大量地盘。由此定型的原则是把兵力分成两类：静态部队永久配属某区、按网格展开，在本区内追剿并与 SAS 协同做群众工作；机动预备队按较常规的方式使用，或临时增援静态部队，或在没有静态部队的地区与边境独立行动。指挥层级为 zone（少将或准将）—secteur（上校或中校）—quartier（少校，一个营）—sous-quartier（上尉或中尉，一个连），后两级的文职对口通常是至少一名 SAS 军官。

有一条词源需要更正。Shurkin 指出：Lyautey 确实提出过把一片地区划成网格以便监视的想法，但他并没有使用 quadrillage 这个词；该词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才通行起来的，并且很快与法军系统性使用刑讯来榨取情报、拆解阿尔及尔恐怖网络的做法绑在了一起。更早的「油渍法（tache d'huile）」是另一个概念，出自 Gallieni 1898 年的构想。

效果如何？Galula 在结论里给了一个当事人的、也是有立场的评估：到 1959 年 Challe 计划实施时，就一切实际意义而言这场战争已经打赢了。他举证说，1960 年戴高乐公开决定让法国从阿尔及利亚脱身时，叛乱武装已被压到 8,000—9,000 人、6,500 支枪且多数埋藏，没有一个 wilaya 还能与突尼斯的 FLN 总部联系，边境完全封闭，法方已招募逾 10 万名穆斯林。读这段要记住：这是失败一方的一名军官在 1963 年写下的自辩性叙述，可当史料，不可当结论。

Galula 1956 年 8 月至 1958 年 4 月在大卡比利（Greater Kabylia）的 Djebel Aissa Mimoun 山区当连长。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原本集中驻在一座孤立农庄里的连队拆散，分置到辖区的两个村与几个小村落，其中一个排直接住进主村；同时大量设伏，不让叛乱者在夜间统治该区。

他很快发现村民不合作不是因为亲叛乱，而是因为他们对法国人惩罚的恐惧远小于对叛乱者报复的恐惧。所以在地下细胞被摧毁之前，沉默的墙不会破。

控制人口的第一步是普查。他登记每一个居民，不论年龄性别；记下外出者姓名并追查其现址；凡拿不出近期信件或汇款单的外出者，就推定其在游击队里（在 Igonane Ameur 一村查出五例）；理清亲属关系、核对收入来源；十五岁以上男性每人一张卡片。每户发一本家庭户口簿，户主负责报告变动。每栋房子编号，外墙上刷摘要：门牌号、姓氏、以及「8/7」这样的数字（家庭总人数／实际在家人数）。他把村子分片，每片固定由同一组士兵负责，不到一周就能认出任何新面孔。移动管制只有两条规则（他说是从在中国的经历里学来的）：离村超过 24 小时须持通行证；接待外来者须获许可。

拆细胞的办法是成组逮捕、分别审讯：以较轻的违规为由每次至少抓四个人，分开关押、连续数日单独讯问；由于任何一人都可能是告密者，几乎总有人说出细胞成员的名字，引发连锁逮捕。凡彻底交代过往活动与上线关系者当场释放，不交代者移交司法机关。为防止外面的武装队重建细胞，每个已清理的村庄留驻 15—20 人的小分队。

上级最初以军事理由反对这种分散。1957 年底，步兵总监 Nogues 将军听完他的部署——一个连摊在六个据点、每点十到十五人——后大为震惊：你的兵力这样摊开已经失去一切军事价值。区参谋替他辩解说，正因为他能把连队摊这么开，才恰恰证明他成功了；将军并不接受。

村子安定后进入第二阶段。与其直接任命已证明忠诚的人，Galula 选择冒风险举行地方选举，结果几乎总是选出他自己会推举的那类人；新当选者随后以管理村务与动员村民参与反叛乱两件事接受检验。他的辖区最终办了六所学校，由法军士兵教约 1,400 名儿童（含女孩，在当时是激进做法）；设村诊所、营军医每周巡诊；发放政府资金让村民修路、打井、造水库。

但 Galula 自己记录了制度上的困境：奖惩体系是为「战士」设计的。勋章按战斗中的英勇授予；如果因为指挥官成功绥靖了地区而没有发生战斗，那就活该他倒霉——没有勋章。用战果（打死打伤多少人？缴获多少武器？）评价一名军官，显然比估计他得到多少民众支持容易得多。1957 年 6 月他被提名破格晋升，阿尔及尔以他没有战斗嘉奖为由否决。

这是整个专题里最值得记住的组织学教训：你度量什么，部队就生产什么。

法军在阿尔及利亚有没有一套成文的反叛乱条令？Galula 自己的回答是没有。他写道：可悲的事实是，尽管有那么多过往经验，我们并没有一套单一的、官方的反叛乱战争条令；有的只是各种思想流派，全都不是官方的，其中一些嗓门很大；而大多数干部生活在一种智识真空里，等着上面下达精确命令。

他描述了两个极端。一端是「战士派」：否认人口才是真正目标，认为只要兵力足够、持续足够久的军事行动就能打垮叛乱者；他举 Bordj Menaiel 地区的第 9 殖民地步兵团为例——该团直到 1959 年春天都不肯把部队分散到连以下，据点设在远离民众的山脊上，什么都控制不了，把辖区养成了全卡比利最好的「猎场」。另一端是「心理派」：多为曾在越盟战俘营里被改造过的军官，认为心理行动能解决一切；他们人数不多但极善发声，长期占据法军专业刊物，给外界造成了「这就是官方条令」的错觉。

学界给这套思潮的定名是 guerre révolutionnaire（革命战争理论）。Michael Finch 在《War in History》上的研究把源头追到 Charles Lacheroy 上校：他在印度支那观察到越盟依靠「平行等级（parallel hierarchies）」——在既有行政结构之外另建一整套控制人与思想的组织，控制身体即可控制思想。Jacques Hogard、Jean Némo、Roger Trinquier 各自展开。Finch 的核心论点是：这套理论把当代战争重新定义成一场「心灵的总体战」——不是物资意义上的总体战，而是把「西方已身处一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的、无限的战争」当作前提。

从这个前提出发，推论几乎是必然的。既然是总体战，一切手段都在桌面上：Trinquier 对刑讯毫不讳言，他参与设计了阿尔及尔之战中的相关做法，并在《现代战争》里强调其效用。既然军队需要一个可靠的后方基地，而法国社会显然不打算总动员，那么军队就必须对民众行使监护——Némo 的说法是，军队的根必须扎进「真实的国家」。Peter Paret 在 1959 年就看穿了这一逻辑的自毁性：一支自认负有使命、却不信任自己基础的军事精英，会对这个基础做什么？他预言该理论终将在「把革命方法强加给非革命组织」这一矛盾上解体。

事实大致如此。1958 年 5 月阿尔及尔的事变把戴高乐送回权力中心；1961 年 4 月政变未遂后，理论家 Lacheroy 与实践者 Argoud 被缺席判处死刑。Finch 引 Showalter 的评价：这套混合物在阿尔及利亚接近了克劳塞维茨最抽象的总体战设想，然后崩塌了，因为它严密的逻辑自洽性无法回应杂乱的事实。

还有一条更正，以及一条关于「谁说的」的更正。Galula 在法国长期是边缘人物——这个判断的原始出处是 Etienne de Durand，Finch 在文章开篇引用并采纳，而不是他本人的独立发现：Galula 在自己的国家从来不是一个重要存在，被一批更有分量的理论家盖过，而那些人甚至不愿把自己的思考称作「反叛乱」，更偏好 guerre en surface、guerre subversive、guerre psychologique，尤其是 guerre révolutionnaire 这些说法；《反叛乱战争》直到 2008 年才首次有法文译本（这一条 Finch 同样系于 de Durand 名下）。Shurkin 独立地指出，法国对 Galula 的兴趣有限，直到 2000 年代初美国人（在彼得雷乌斯「发现」他之后）才把他引介回法国陆军——一名法国军官 2005 年在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进修时才知道有这个人，随后把他的书译成法文。今天中文语境里的「法军 COIN 之父加卢拉」，其实是一条从华盛顿绕回巴黎的知识路线。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思潮的评价本身仍是学界争论对象。Finch 在综述中列出的对手方包括 Douglas Porch《Counterinsurgency: Exposing the Myths of the New Way of War》(2013)，该书作为对当代反叛乱「新战法」诸多迷思的整体批判，专辟一章处理法国学派在政治化与心理战压力下的「激进化与崩溃」，并特别针对 Galula 的著作。也就是说，「法国经验有什么可继承的」这个问题上，从 Paret（1964）到 Kelly、Ambler（1965/66），再到 Craddock 与 Smith（2007）、Porch（2013）与 Finch（2017），彼此并不一致；本节采取的是 Finch 的分期与解释，不应被读成学界共识。

2006 年 12 月 15 日，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联合发布 FM 3-24 / MCWP 3-33.5《反叛乱》，把上述经验重新压成条令语言。第 2 章开篇的题词直接取自 Galula 1964 年《反叛乱战争》：军事行动尽管必不可少，但相对于政治行动是次要的，其首要目的是给政治力量足够的自由，使其能安全地在民众中工作。

第 1-112 段起给出「从过往叛乱中得出的原则」，共八条加一条附加要求：合法性是主要目标；努力的统一必不可少；政治因素居首；反叛乱者必须理解环境；情报驱动行动；必须把叛乱者与其事业和支持隔离；法治下的安全必不可少；应为长期投入做准备；此外还有「管理信息与预期」。

几条具体命题值得逐字记住。

关于合法性（1-113）：所有政府都靠「同意与强制」的组合统治；被称为合法的政府主要靠被统治者的同意，被称为不合法的主要或完全靠强制。1-117 段承认，不同文化对可接受的腐败程度与发展速度理解不同；在暴力已经升级的社会里，仅仅提供安全和一些基本服务，就可能足以让民众承认一个政府的合法性。

关于政治优先（1-123）：手册引「毛泽东中央委员会的 Chang Ting-chen 将军」说革命战争「百分之八十是政治行动、只有百分之二十是军事」，但紧接着自己加了一句限定：这个断言是有争议的，而且当然取决于叛乱发展的阶段。中文转述里经常把这句限定丢掉。这里还有两点必须交代：其一，按手册自己的资料注释，这句话并非取自中文原始文献，而是转引自 Galula 1964 年《反叛乱战争》第 89 页——也就是说它进入美军条令的路径是「法国人转述的中共说法」；其二，手册只给出拉丁转写 Chang Ting-chen，未附汉字，中文世界流行的各种人名对应（如把他等同于某位中共高层）无法从本篇任何来源核实，因此本篇不作认定。引用这句话时，把它当作 FM 3-24 的一句修辞，而不是一条有据可查的中共文献。

关于情报（1-126）：没有好情报，反叛乱者就像蒙眼的拳手，白费力气挥拳还可能误伤；有了好情报，他们就像外科医生切除病变组织而保住其他器官。1-127 段补充了一个常被忽略的机制：由于 COIN 行动高度分散，反叛乱者自身的行动就是情报的主要来源，行动产生情报、情报驱动下一次行动；建制部队的报告往往比专业情报手段更重要。

关于兵力（1-67）：手册明确否定了旧的「10 比 1 或 15 比 1」敌我比假设，改用「部队密度」，即安全部队（含东道国军警与外国反叛乱部队）对居民的比例；多数建议落在每 1000 名居民配 20 至 25 人的区间，20/1000 常被视为最低密度——但手册同时强调任何固定比率都高度依赖情境。

第 1-148 至 1-157 段的「反叛乱的悖论」是这本手册最著名、也最容易被误用的部分。手册在 1-148 段自己写明：这些悖论是用来激发思考而非限制思考的，绝不应被简化成一份检查表；并举例说「有时用的力越多，效果越差」在敌人正翻过路障冲上来时并不适用。九条悖论是：有时你越保护自己的部队，你可能越不安全（1-149）；有时用的力越多，效果越差（1-150）；反叛乱越成功，能用的武力越少、必须接受的风险越多（1-151）；有时什么都不做是最好的反应（1-152）；反叛乱者最好的武器有些是不开火的（1-153）；东道国把事情做得过得去，通常好过我们做得很好（1-154，引 T.E. Lawrence 与 Abrams 将军）；这周管用的战术下周可能不管用（1-155）；战术胜利什么也保证不了（1-156）；很多重要决定不是将军做的（1-157，「战略下士」）。

手册出版后不到三年就出现了尖锐批评。最有代表性的是退役上校、前西点历史教授 Gian Gentile 的指控：FM 3-24 给美国陆军套上了一件「智识上的紧身衣」，阻止了关于伊拉克与阿富汗战略的创造性思考；它只提供了一条路——以人口为中心的反叛乱——而不提供任何替代战略或方法。

John Nagl 与 Paul Yingling 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 War Room 专栏上（2024 年 2 月 1 日）回应说，凡是恰当执行 COIN 的地方它就有效：彼得雷乌斯 2007 年在伊拉克按 FM 3-24 的原则行事后，暴力在他任内十八个月中下降了 75% 以上；有效的 COIN 就是把叛乱者与民众分开、加强法治、展示承诺、并恰当地使用军事力量。他们还指出，Gentile 本人在 2004 年的一篇《华盛顿邮报》评论里就主张过几乎逐字相同的做法。

对这条论据要加一道限定：「暴力下降了 75% 以上」是一个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下降是执行 FM 3-24 之功」是一个因果主张，后者是伊拉克战争史里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本篇所引的任何来源都没有、也无法证明这条因果链。Nagl 与 Yingling 是这场争论中的一方（且是 FM 3-24 的作者一方），把他们的归因当作已证事实来引用是不成立的。

今天读这场争论，会发现双方在争两件不同的事。Gentile 争的是战略层次：一套关于「如何执行」的最佳实践清单，回答不了「要不要打、为谁打、打到什么程度算完」。Nagl 与 Yingling 争的是执行层次：在既定政治目标下，这些做法比替代做法更有效。两个命题可以同时为真。

跨案例的量化研究恰好同时支持了两边。RAND《Paths to Victory》里，「FM 3-24 概念」（以九个因子中至少符合四个来代表）获得了「强烈支持」——但同一张表里，24 个概念中有 17 个都获得强烈支持。这本身就是结论：有效的 COIN 做法「成群出现（run in packs）」，赢家不是做对了某一条，而是同时做对了很多条。用定性比较分析进一步筛选，只有三个概念在每一场政府方获胜的案例中都被实施，而没有任何一个失败者同时实施了这三条：削减有形支持；承诺与动机（政府与部队都必须真的想赢，而不是借战争谋私、拖延战事榨取外援或回避战斗——在被评为缺乏这一项的 17 例中叛乱者全胜）；灵活与适应性。研究还给出一份 15 条好做法、11 条坏做法的记分卡：在决定性阶段用好做法数减去坏做法数，正数全部对应政府方胜利，负数全部对应失败，59 个核心案例无一例外。该研究还有一个附带发现：「每一场叛乱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描述层面成立，但在这一分析层次上并不重要——特殊性影响的是如何落地，不是该不该追求那组好做法。

法国自己的结论同样是收敛的。Shurkin 引 2013 年法军《Contre-insurrection》条令：Gallieni 的「油渍法」已不能直接照搬、必须更新；今天的目标不再是强加一种外来秩序、征服并留在东道国，而是尽快把安全责任移交给本土部队。他对当代非洲行动的判断是：它与美好年代的殖民战役有不容错认的家族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是表面的。

所以这门学问最终指向第一节那句话：COIN 首先是一次战争性质判断。谁是合法权威？这个权威能否自己站住？我们准备付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在条令之外，条令只负责在答案确定之后把事情做对。把 FM 3-24 当成战略，正是它最不该被使用的方式——而手册自己在 1-148 段就已经写下了这条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