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6 月 21 日，美国空军与海军打击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伊朗核设施。美国国会研究处把这次行动称为一次范围有限的空海打击，行动代号为“午夜之锤”。6 月 23 日，伊朗向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美方报告没有人员伤亡。随后出现停火。这一阶段已经构成美伊之间的直接武力交换，但持续时间短，目标范围也较窄。

2026 年 2 月 28 日的变化在于规模和持续时间。美国向联合国提交的 S/2026/161 号文件明确写明，美国当天开始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并称行动与以色列协同。美国中央司令部将本国行动命名为“史诗怒火”。伊朗在 S/2026/106 号文件中则将同日美以打击定性为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武装攻击。两份文件对合法性和起因的表述相反，但都确认了美伊之间已经发生直接交战。

因此，本文把“2026 年美伊直接军事冲突”作为中性描述，把“史诗怒火”只作为美国一方的行动代号。它不等于全部以伊冲突，也不等于每一支地区武装的行动；没有公开材料证明美国对伊朗实施了大规模地面入侵，也不应把持续空海打击写成占领战争。

截至 2026 年 7 月 30 日，冲突仍不能写成已经结束。联合国曾在 4 月 7 日欢迎双方宣布停火，6 月 14 日又欢迎双方宣布包含永久停火和继续谈判框架的协议；但联合国 7 月 8 日记录了海湾地区新的军事对抗，7 月 20 日仍称美伊连续第二周相互发动攻击。时间线上的“停火”表示政治承诺和交火强度下降，不表示所有军事活动永久停止。

2026 年的战争有一个 2025 年的预演，值得单独拆开看。2025 年 6 月 12 日，伊朗外交部与原子能组织发表联合声明，称已建成第三座铀浓缩设施并将投入运行；6 月 13 日，以色列开始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据 CSIS 当时的梳理，首日打击摧毁了纳坦兹离心机厂房的很大一部分以及供电与配套建筑，IAEA 并称地下离心机厂房也被击中；同一天，伊斯法罕核综合体内的化学实验室、铀转化厂、燃料制造厂与金属加工设施也遭打击。6 月 19 日，IAEA 总干事格罗西表示，伊斯法罕最有可能是伊朗暗示的第三座浓缩厂址。这场冲突持续约十二天；CSIS 后来在弹药盘点报告里径直称其为“十二日战争”（Twelve-Day War），本文沿用这一称呼并注明出处。

美国的介入集中在一夜。6 月 21 日，“午夜之锤”行动打击福尔多、纳坦兹与伊斯法罕。以下细节均出自 6 月 22 日五角大楼简报中参联会主席凯恩的表述、经 CSIS 记录：行动动用 125 架以上飞机支援，7 架 B-2 轰炸机对福尔多与纳坦兹两处目标投放 14 枚 GBU-57 巨型钻地弹——这是该弹药首次实战使用，单枚重约 30,000 磅、爆炸威力约合 11 吨 TNT 当量；一艘潜艇向伊斯法罕的地面设施发射了两打以上战斧巡航导弹。目标选择的逻辑也值得记：福尔多深藏山体、位于库姆以北 29 公里，据 CSIS 描述内有约 3,000 台离心机、以 60% 丰度浓缩铀为主要产出，公开报道认为只有 MOP 这类武器可能对其造成严重毁伤；伊斯法罕只用战斧打地面建筑，可能因为防空环境或目标性质不需要钻地能力。

打击之前的卫星影像给战果评估埋了一个悬案。Maxar 6 月 19 日的影像显示福尔多地下隧道口外停放了 16 辆自卸车，打击发生前六个隧道口全部被土石封堵；CSIS 把这读作防御准备而非核材料转移的证据，但同时指出无法排除材料已被运走。以色列军方官员 6 月 22 日对《纽约时报》称福尔多“严重受损、但未被摧毁”，并认为伊朗可能在袭击前转移了铀。IAEA 此前向安理会通报，伊朗已积累 400 公斤 60% 丰度浓缩铀；格罗西对媒体表示这批材料此前存放于伊斯法罕。据 CSIS 转述，IAEA 还评估过这批材料在数量级上足够制造九枚核弹——这一措辞按其原文转写，本文不做任何独立判断。这批材料的去向自此成为悬案，也是第七节“核材料状态未必可知”的最早案例。

最值得做成教材的是打击后 48 小时内并存的三种官方表述。6 月 21 日晚 10 时，美国总统声明称打击是“辉煌的军事胜利”、伊朗核设施已被“彻底、完全摧毁”；6 月 22 日，国防部长在五角大楼称行动是“压倒性成功”；但同场简报里，参联会主席的措辞是行动目的为“严重削弱”伊朗核能力、战损评估仍未完成、并拒绝评论目标残余能力。同一政府、同一场简报，政治层与军事层的置信度措辞已经相差两级；再加上以军官员次日给出的第三种说法，任何引用这段历史的战报都必须带时间戳、职位与置信词，否则等于替其中一方背书。

退出与代价同样有据可查。6 月 23 日伊朗向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美方报告无人员伤亡，6 月 24 日停火生效——这一段本文第一节已按国会研究处的口径交代。CSIS 的弹药盘点在 2026 年补上了防空侧的账：十二日战争期间 SM-3 约发射 80 枚、THAAD 拦截弹发射逾 150 枚（均为其估算）。在 2026 年战争爆发之前，这两个数字就已在公开讨论中被当作拦截弹库存的警讯。换句话说，第六节要算的消耗账，2025 年已经开了头。

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的行动材料把目标分为指挥控制、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综合防空、海军舰艇与潜艇、反舰导弹、军事通信以及军工生产和储存设施。这个清单说明行动的基本逻辑：先削弱发现和拦截能力，再压缩导弹、无人机和海上力量的出动规模，同时打击补充这些能力的工业基础。

执行这类行动需要一套连续运转的体系。侦察平台先建立目标线索；指挥机构判断目标身份、威胁和优先级；加油机、通信中继和电子战飞机维持远距离空中行动；轰炸机、战斗机、舰载机和海基武器实施打击；预警机与防空系统同时保护基地、编队和航线。中央司令部公开列出的机型和舰种很多，但装备清单本身不等于行动效果。真正决定节奏的是这些环节能否在目标转移前闭合。

固定设施和移动目标是两类不同的问题。固定建筑、港口设施和大型雷达容易被长期观察，位置也不会因一次警报而改变；导弹发射车、无人机分队和分散的指挥节点则可以利用伪装、短时开机和频繁转移缩短暴露窗口。打击固定设施可以削弱整体能力，却不能由此推断所有移动发射能力已经消失。

美方公布过第一天、前 48 小时、前 7 天和前 24 天的累计打击数字，白宫在 4 月又发布更大的累计数字。这些数据能够反映美方自述的行动规模，不能单独证明每个目标的毁伤程度。公开材料没有提供一套由双方共同认可、可逐项复核的战损清单。

伊朗的公开立场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自卫权。其 3 月 18 日提交联合国的文件反对安全理事会第 2817 号决议，并称伊朗的措施针对外来攻击。美国则在提交联合国的文件中称本国行动属于个别和集体自卫。两种法律主张彼此冲突，本文不以作战结果代替法律判断。

从军事动作看，伊朗主要依靠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远程还击，并把威胁扩展到地区内的美军设施和航线。联合国秘书长 2 月 28 日的安理会讲话记录了伊朗宣布打击地区内美军资产，同时指出相关攻击和拦截残骸影响到多个海湾国家。安全理事会随后通过第 2817 号决议，要求停止对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约旦的攻击，并重申商船航行权利。

对处于空中优势下的一方，分散并不是为了永久隐藏，而是为了让对方的侦察—打击链不断重新开始。发射单元在短时间内完成展开、发射和转移；通信节点降低持续辐射；真目标与诱饵混放；库存分散到多个地点。这样的组织方式未必能阻止打击，却可以迫使对手持续投入侦察平台、巡逻架次和精确弹药。

海上方向的意义更大。霍尔木兹海峡既是军事通道，也是全球能源和商船航线。布雷威胁、岸基反舰武器、无人机、快艇和登临检查都可能提高航运风险。即使海峡没有被物理上完全封死，只要船东、船员和保险机构认为风险不可预测，通行量也会下降。海上施压由此把局部战场成本传导到地区之外。

防空作战首先是资源分配。预警系统需要区分有人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低慢小无人机；指挥机构随后决定哪个目标必须拦截、由哪一层武器交战，以及哪些重要设施只能依靠疏散、加固和冗余来降低损失。不同目标的飞行剖面和速度不同，不能用同一种拦截方法解决。

多方向来袭会把问题放大。基地、港口、机场、城市和海上编队不可能获得完全相同的防护强度；交战范围越大，雷达覆盖、拦截弹库存、值班机和补给之间的矛盾越明显。即使单次拦截率很高，连续攻击也会通过迫使雷达开机、消耗拦截弹和打断基地运行来产生效果。

被动防护与主动拦截同样重要。飞机和车辆分散停放，弹药与燃料设置冗余点，指挥所保留替代通信，跑道和码头准备快速抢修，人员及时进入掩体，都可以降低一次命中的影响。对任务设计者而言，防空不应只画成几圈射程，而要同时画出预警、识别、交战、补给和恢复。

公开战报常把“来袭数量”“已拦截数量”“落入无人区”和“命中目标”混在一起。它们的统计口径不同；拦截残骸也可能造成伤害。没有统一口径时，最稳妥的做法是保留各方原始表述，不把比例拼成一条看似精确的拦截率。

上一节讲了防空是资源分配，这一节把“资源”这个词展开成数字——但先说清数字的性质。各国拦截弹与远程弹药的库存是机密，公开领域能做的，是 CSIS 这类机构用国防预算文件（P-5、P-21 表）推算历年交付量、假设约 20 年弹药保质期、扣除约 5% 的训练与测试消耗、再叠加媒体报道与战区编成，得出带高低区间的估算。CSIS 自己在方法说明里强调，实际消耗对联军分担比例与弹药组合高度敏感。所以本节所有数字一律标注估算方或报道方；它们的价值不在精确，而在量级与趋势。

先看需求侧。据 CSIS 汇总，2026 年 2 月底开战后的头四天，伊朗发射了逾 2,000 架无人机与 500 枚弹道导弹；一周之后，无人机发射量下降约 83%、弹道导弹发射量下降约 90%。美方一侧，CSIS 综合国防部公布的数字估计，停火前的 39 天里美军打击了逾 13,000 个目标，头几天高端远程弹药占比最高，随着伊朗防空被压制，打击逐步转向射程更短、价格更低的弹药。这条前重后轻的消耗曲线，与第五节“连续攻击靠消耗产生效果”正好互为镜像：进攻方也在消耗自己最稀缺的东西。

远程打击弹药的消耗全部来自媒体报道、经 CSIS 汇总：战斧巡航导弹首月发射逾 850 枚（《华盛顿邮报》），至 4 月停火前累计逾 1,000 枚（《华尔街日报》）；JASSM 首月使用逾 1,000 枚（彭博），其后累计约 1,100 枚（《纽约时报》）。PrSM 则出现了官员口径互斥的罕见场面——一名陆军官员称“全部库存已经打光”，另有官员坚称仍有剩余。这条互斥本身就是资料课：匿名官员的绝对化说法从来不能单独立论，哪怕它来自“自己人”。

再看拦截弹。CSIS 在 4 月的盘点里估计，七种关键弹药中有四种可能已消耗掉战前库存的一半以上，恢复到战前水平需要一至四年；7 月 27 日的更新进一步估计，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低于 1,000 枚、THAAD 拦截弹约 250 枚。补充的瓶颈是以年计的：THAAD 自 2023 年 8 月之后没有新交付、按计划要到 2027 年 4 月才恢复，洛克希德·马丁宣布把年产能从 96 枚提往 400 枚；PAC-3 MSE 年产从 600 枚计划到 2030 年提至 2,000 枚；RTX 宣布把战斧年产提至逾 1,000 枚。而首件交付的前置期历史上约 24 个月、近年已拉长到 36 个月以上，加上整批交付大约要 52 个月。CSIS 的结论有两半：这场战争本身“打得起”，风险在下一场；以及 7 月更新里那句更冷的话——库存下降可能迫使美军及其伙伴在拦截决策上冒更大的险，因为弹道导弹拦截没有替代品，海上的标准导弹通常离得太远。

第三笔账是分配与成本。爱国者有 18 个国家使用，约一半年产量流向盟友；乌克兰已从美国及盟国接收逾 600 枚，泽连斯基公开点破“中东每打一枚，乌克兰就少一枚”；日本被告知其 400 枚战斧的交付可能因这场战争推迟。成本不对称同样刺眼：JASSM 单价约 260 万美元，而 JDAM 制导组件约 6.6 万美元；用单价约 100 万美元的 AIM-120 去打廉价无人机，CSIS 的评语是“好过放进来，但不是长期办法”。美国仿制沙赫德-136 造出的低成本巡飞弹 LUCAS 单价约 3.5 万美元、射程约 500 英里、战斗部 40 磅，但据 CSIS 判断数量不足以对等还击对手的齐射。FY2027 预算中 950 亿美元的弹药需求加上 210 亿美元的战争补充拨款（CSIS 引述），是这笔账的政策注脚。

最后是材料边界。以上全部出自同一家智库对公开报道与预算文件的汇总，属于可核查但不可复核每一步的二手估算；美国官方没有公布过任何库存数字。伊朗一侧的导弹与无人机库存、产能与补充速度，本章没有可引用的实证来源，因此不给任何数字——“伊朗发射量一周内大幅下降”可以有多种解释（库存告急、发射单元受损、指挥中断、刻意保存），公开材料不足以在这些解释之间裁决。

核设施把普通的战果评估变成了安全、核查和政治三个问题。弹坑、建筑坍塌和供电中断可以由卫星影像观察；地下厂房、离心机状态、核材料去向和设施恢复能力，则需要现场进入、环境取样、物料衡算和连续监测。

2025 年的“午夜之锤”之后，美国国会研究处就指出，高浓缩铀库存的位置存在不确定性。2026 年 3 月，伊朗核监管机构通过 IAEA 事件通报称纳坦兹再次遭受空中和导弹攻击，并在多次布什尔核电站附近或场址内弹体事件中报告未发现设施损坏、人员伤亡或场外辐射升高。这些通报提供了当时的核安全状态，但内容来自伊朗监管机构，不是 IAEA 独立完成的全面现场核查。

因此，“设施被打击”“设施严重受损”“核计划被延迟”和“核能力被永久消除”是四个不同层次的判断。前两项可以较快形成初步评估，后两项需要更长时间和核查条件。任何一方使用“完全摧毁”或“毫无影响”之类的绝对表述，都不应直接写成教材结论。

对行动规划而言，核设施还会带来额外限制：需要评估放射性物质、运行中的反应堆、周边人口和应急响应能力。联合国在冲突开始时把核安全与平民保护并列提出，说明这些约束不是附属问题，而是决定目标选择和风险控制的基本条件。

海峡最窄处附近的航道、锚地、港口和空域彼此重叠。岸基雷达、反舰导弹、无人机、巡逻艇、潜艇、水雷与护航力量在同一片空间里活动，使海上的一次误判可能迅速影响空中和陆上行动。商船又不是军舰：船型、国籍、货物、保险和航行计划各不相同，识别和通报稍有延迟就会扩大风险。

联合国 4 月 17 日曾欢迎伊朗宣布在停火期间完全开放海峡；4 月 30 日又指出，航运安全不仅是水面有没有障碍，还取决于通行是否安全、可预测、可承保。7 月 14 日，国际海事组织对海峡及周边船舶遇袭造成人员伤亡表示关切。这条时间线说明，海峡的状态会随着停火和交火反复变化。

军事上，维持通航需要持续完成航路监视、扫雷与排爆准备、商船信息共享、空中掩护、反无人机警戒和搜救。任何一项短缺都可能让一条名义上开放的航道在商业上失去可用性。

对中国读者而言，海峡问题首先应放在国际航行安全和地区稳定的框架里理解。能源运输、船员安全和全球供应链都不应成为扩大冲突的工具。遵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与民用航运，并通过谈判处理争端，是降低这一通道系统性风险的基本条件。

上一节把海峡写成一个系统，这一节写系统里的人和数。规模先立起来：联合国新闻 4 月 26 日对国际海事组织（IMO）秘书长多明格斯的专访称，自 2 月底开战以来，多达 20,000 名船员被困在波斯湾内约 2,000 艘船上；到 7 月上旬，联合国系统的口径变为约 6,000 人仍滞留于数百艘船——6 月中旬停火与备忘录窗口期里通行一度回升，部分船只得以离开（联合国新闻 7 月 8 日）。战前这条水道的日均通行量约 130 艘；据联合国新闻，全球约 20% 的石油与天然气出口曾经此通过。多明格斯的概括值得整段抄下：商船与船员“成了地缘争端中的筹码”。顺带一条冷知识：海峡现行的分道通航制是伊朗与阿曼提出、IMO 于 1968 年通过的——冲突双方之一正是这条航道规则的共同起草者。

撤离机制是这场冲突里少见的制度创新。IMO 理事会 3 月 18—19 日特别会议要求建立“安全海事框架”作为临时紧急措施；框架是自愿性的，明文维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航行权利，适用于受《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约束、被困湾内并希望离开的船舶；联合国同月成立了海峡专门工作组。6 月 14 日停火协议与 6 月 17 日谅解备忘录落地后，撤离从 6 月 23 日开始按日公布：23 日 14 艘、24 日 41 艘、25 日 51 艘、26 日 30 艘，共 136 艘。6 月 25 日——恰逢“海员日”——IMO 秘书长因阿曼湾一艘商船遇袭宣布暂停撤离，并特别说明该船不在撤离框架之内；但专题页的日报表上 6 月 26 日仍记录了 30 艘出航。声明在前、数据在后，页面如此，本文照录不调和。

数字口径是这一节真正的教材。同一场撤离行动，联合国系统内至少存在三个数字：IMO 专题页的累计估计约 2,900 人；联合国新闻 7 月 14 日的报道称 6 月撤出约 11,000 人；另一则联合国新闻标题作 2,500 人。暂停的原因也有两种讲法：IMO 自己的声明说的是一次袭击，7 月 14 日的报道说的是“一连串袭击”。这些出入未必是错误——框架内出航与全部离港、暂停前与累计，本来就是不同口径——但没有一个页面写清自己的口径。读任何战时数字的顺序应当是：先问口径、再问日期、最后才问大小。多明格斯 4 月专访里的一句话是这一节的题眼：虚假信息与错误信息，会让基于风险的航线规划变得极其困难——信息环境不是宣传问题，它直接改变保险、航线与撤离的参与意愿。

7 月的再升级把叙事分叉推到了台面上。7 月 7—8 日间三艘商船遇袭（两则联合国新闻的日期表述略有出入），IMO 秘书长 7 月 8 日发表声明谴责“过去两天”的袭击、劝止在安全无法保证时过峡；联合国新闻 7 月 12 日报道，美方称因伊朗袭击一艘商船而于 11 日打击了约 140 个目标，德黑兰宣称已关闭海峡而华盛顿予以否认，次日的报道又记录双方都宣称控制着这条航道；同期约旦一处美军基地遇袭，阿联酋、巴林、阿曼、科威特称遭到导弹与无人机攻击。7 月 14 日，IMO 谴责夜间袭击造成至少两名船员死亡；其专题页的事故列表在 3 至 7 月记录了多起死伤——6 月 9 日 SETTEBELLO 轮三名船员遇难、7 月 14 日 AL BAHYAH 轮一死三伤、同日 MOMBASA B 轮 11 人受伤。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则称能源中断已逾 100 天、战略储备处于数十年最低。对照第八节的三道门：物理航道从未整体沉没，但“安全可接受”与“商业可运营”两道门在 7 月被反复关上。

最后是护航之辩。本篇第八节把护航列为维持通航的必要环节之一；但 IMO 秘书长在 4 月的专访里明说：海军护航的适用场景有限，“从来不是可持续的解决办法”，他开出的药方是信息共享、航前风险评估与外交降级。两种判断其实服务于两个不同的问题——军事上怎么把一支船队护过去，与制度上怎么让上千艘商船恢复常态运营。本文把两说并列保留：任务设计者应当知道，护航能赢下一次通过，赢不下一条航线。

美国把主要军事目标表述为削弱伊朗导弹、无人机、海军和国防工业能力，并阻止其获得核武器。伊朗把本国目标表述为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卫权。两套目标并不处于同一层次：一方强调改变对手能力，另一方强调抵抗外来打击。只要核问题、地区安全、制裁、通航和相互安全保证没有形成可执行安排，停止射击就很容易停留在脆弱状态。

4 月 7 日的停火为两周安排，随后延长。6 月 14 日联合国欢迎双方宣布永久停火与继续谈判框架；联合国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 7 月 2 日的安理会通报又提到双方正在落实 6 月 17 日谅解备忘录。7 月初与中旬的联合国更新同时记录了新的交火。这里最值得学习的不是某一次停火“失败”，而是停火需要监测、通报、争议处理和危机沟通机制，只有政治声明而缺少执行层，前线事件很容易再次触发报复。

战术层面的毁伤评估也会影响谈判。如果一方相信对手已经失去反击能力，就可能提出更高要求；如果另一方认为自己仍能通过导弹、无人机或海峡施压，就会保留军事筹码。双方对同一战损的不同判断，会直接改变停火的稳定性。

对任务推演而言，结束条件必须与军事任务一起设计。摧毁若干目标、压低一段时间的发射率或维持几天通航，只能算阶段性效果；撤离、核查、通报、恢复航运和后续谈判才决定冲突是否真正降级。

第一，远程精确打击并没有消除侦察和判断的困难。目标越机动、越分散，打击体系越依赖持续侦察、数据融合与快速授权；数量庞大的出动和弹药也不能保证对方所有发射能力归零。

第二，防空效果不能只看拦截画面。真正需要保护的是人员、指挥、补给、跑道、港口与任务连续性。主动拦截、被动防护和快速恢复缺一不可。

第三，海上通道把战术行动与全球经济连接起来。航道的名义开放、实际安全和商业可用性是三件事；扫雷、护航、保险和外交安排必须同时推进。

第四，战果评估必须保留来源层级。交战方战报适合说明该方投入规模和公开目标，不适合单独证明对手损失；联合国文件适合确认外交与法律立场，也可能明确标注仍有未经证实的报告；核设施状态则需要 IAEA 的现场核查条件。

第五，不应按国籍给军事能力预先排序。美国展现了大规模联合远程行动能力，也面临移动目标、持续防空和政治结束条件的约束；伊朗保有分散发射与海上施压手段，同时其对周边国家和民用航运造成的风险受到安全理事会谴责。把优势、限制和代价同时写出来，才能形成可复用的战术认识。

面向中文读者，本文采用一条清楚的政策边界：尊重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保护平民与民用航运，反对冲突扩大，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这与中方公开立场一致。与此同时，战术分析仍按同一标准处理各方材料：谁发布的战果就标明是谁的说法，谁的行动带来外溢风险就如实写明，不因阵营不同改变事实门槛。